“长征”火箭成长记:多名专家因劳累生病去世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随着2011年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高峰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连续两年刷新年度发射纪录。2012年12月19日凌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成功发射土耳其“GK-2地球观测卫星”,至此,“长征”顺利完成本年度约2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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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因工作劳累生病去世的比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设计室人员的5%左右。”余梦伦列举了一个数据《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吴铭|
北京报道随着“神舟十号”再次搭乘“长征二号F”火箭升空,至此,“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以及“天宫一号”全部由“长征二号F”发射完成,后者由此堪称中国载人航天“专用”运载火箭。下半年,备受关注的“嫦娥三号”也将搭乘“长征”火箭进入太空。事实上,在2013年,中国最著名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再次进入发射高频年。对于中国人来讲,火箭具有极其非凡的象征意义。这种与强大关联的荣誉感、自豪感在很多年里远远超过它带给中国人的实际意义。40多年前,研发人员用“长征”为中国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深受毛泽东《七律·长征》中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精神的鼓舞。当然,用“长征”命名,也蕴含着对这次新征途困难前景的预估和决心。时至今日,脱胎自“东风”导弹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前后有4个系列、17个型号。数万中国火箭人为之呕心沥血。成功过、失败过、振奋过、挫折过、欢呼过、沮丧过??终于炼就一枚枚国之重器,腾空而去。这也是一次没有终点的长征。创世纪的火箭人“长征”第一次亮相的时间是1970年4月,“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是在‘东风四号’导弹基础上改进制造的。”中科院院士、火箭弹道专家余梦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枚火箭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独立研制的。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都有着密切的渊源。中国最早的导弹是“东风一号”,它根据苏联的近程地地导弹“P2”仿制,其源头则是二战时德国的“V2”导弹。最大射程600公里的“东风一号”在1960年11月5日试射成功。虽然这种武器从来没有实战部署过,但是通过仿制,中国科研人员建立了导弹研究体系,最终培养了一批导弹专家。这是一代元老级的中国火箭专家,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为公众知晓。比如火箭弹道设计先驱方俊奎,于1963年离开当时负责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去了酒泉卫星发射场。“直到现在,中国航天史名录都很难找到他的痕迹。”余梦伦带着叹惋的口气说,“很多人为中国航天贡献了一生,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研制运载火箭时没有其他外援,全是自主研制的,应该说那代人对运载火箭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们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开端。”曾任“长征二号丙”总设计师的李占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1958年到1962年是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资料,仿制德国的‘V2’火箭。从1962年到1966年,国内的火箭事业发展大大加快,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前迈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原支部书记、火箭控制专家李法瑞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1967年,中国决定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到1968年初完成总体设计,之后又用了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了各种地面试验。时值“文革”,一面是运载火箭研发任务日益趋紧,一面却是科研人员被派往农场劳动、下连当兵、“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军垦锻炼。其间,在当时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火箭专家姚桐斌就是在1968年6月的武斗期间去世的。当时,负责火箭研发的七机部在南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6月8日中午,正在家吃饭的姚桐斌突然被几个造反派带出家门,路上被暖气管猛击头部。作为周恩来从德国请回的导弹专家,姚桐斌在1957年回国进入钱学森领衔的国防部五院。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得知此事时,手中的茶杯掉在了地上。凶手后来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徒刑。1978年3月18日为姚桐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一天,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当时火箭研究院下放了三分之一的人去军垦。”李法瑞、汪向毅、陈万兴等人在1969年3月被派往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参加军垦。大多数人3年后才返回北京。此前在1968年,一批新分配的员工入院没多久就直接被派往湖北省孝感农场参加军垦。其中就有北京大学数学系力学专业毕业的陈德隆,而他在4月份才刚刚走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动力装置组。这位火箭发动机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动力装置组起初只有六七人,其中有个研究发动机协调的陈万兴,号称“拼命三郎”,工作起来不要命。他自1965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患有肝腹水,胆囊切除后手术位置发生癌变,1983年病逝时仅42岁。同时,“文革”造成的社会动乱也严重干扰运载火箭的研制。为了保障火箭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加强了研制工作的领导,终于在广大航天科研人员和工人们的努力下顺利完成“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作为“创世纪”的“长征一号”共进行了两次卫星发射,成功率100%。中国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太空时代。“累死”的专家们很快,1974年,“长征二号”首飞发射失败。原因是一根导线存在暗伤而断裂,导致火箭姿态失去控制。火箭控制专家王嘉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后来在1975年发射新型火箭前,上下领导反复强调各个研制环节要按照“三严作风”严格控制。有一次为了检查一个放大器电极管造成的故障,用了三天三夜时间。这时,运载火箭的主要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它搭载了对地观测用的照相机,与“东方红”相比具有重要的实际科学意义。“发射返回式卫星的时候,开始运载火箭运载的能力怎么都不够,后来改进了发射轨道和火箭的结构,火箭运载能力提高了40%。”李法瑞说。当时由于需要搭载更多重量从而实现更多功能,中国的卫星越来越大,对火箭的要求越来越高。在1978年著名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长征二号”的研制队伍因此受到表彰。王嘉章说,火箭试验的环境是典型的有毒环境,除了和推进剂相关的工种,还有微波辐射等。火箭地面设备专家汪向毅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早期进行火箭加注储存实验时,要把露天以及发射井里的实验火箭舱灌满有毒的推进剂,而且每天都要有人守着测量数据。当时没有过多的防护措施,至多在中间到别处转转透透气。作为提升抵抗力的方法,只有发放的护肝药品。在发动机检测中,也曾需要人工现场拆开检查。汪向毅是现场负责人,陈德隆是发动机专家,李占奎是课题负责人,三人戴上防毒面具现场拆卸检查发动机。“一起做实验的同志回来检查,肝指标都很高。那些陪着做检测试验的年轻姑娘们例假都不正常。”汪向毅说。汪向毅继续说,和推进剂相关的工作环境不仅有毒,现场试验还有爆炸的风险。“每个工具都用绳子拴在身上。衣服和鞋子都是防静电的。”也曾有几位负责加注推进剂的年轻战士,因倒车出事遇难,都安葬在发射基地的烈士墓。“那时候酒泉发射中心烈士墓还没安葬几个人。”汪向毅说。李法瑞后来曾对总体设计室因病去世人数做过一个统计,“大概从1983年到2000年,有15人因病而去世。”1970年开始研制远程火箭的“705会战”,紧接而来的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有时会几个型号同时进行,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有几个同志确实就是累坏的,甚至是累病的。鲁昌鉴、陈万兴、刘早清都是累病而不幸去世的。”鲁昌鉴是1960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生。“很多人都知道鲁昌鉴带病工作,有一次发射美国卫星,我拿材料让他指导,看到他一条肿胀的腿翘在凳子上,仍然坚持工作。”王嘉章回忆说。然而火箭空气动力专家李国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鲁昌鉴等人形成了一套火箭载荷计算的程序,“直到现在,新一代年轻的工作者都没有跳出这个框架。”余梦伦补充说,刘早清得肺癌时她自己都不知道,在肺癌晚期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她还说要把正在整理的图纸保存好,等自己病好了回来再继续整理。她去世时才49岁。“在20世纪,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因工作劳累生病去世的比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设计室人员的5%左右。”余梦伦列举了一个数据。“早逝的和易患癌症的多在工程组,尤其是环境组和发动机组。”火箭地面设备专家汪向毅向《瞭望东方周刊》补充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90年代虽然竭尽全力,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王嘉章在1984年左右参与管理“长征三号”方面的工作,他说,“那个时候在西昌出差,一个月补助36.8元。”当时的工资每月不到80元。“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没有人愿意到航天单位来。当时我们一听是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敢收,这些人来了肯定会离开。”余梦伦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已经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当时李法瑞在研究院教育处工作,他说,“外地来的学生,到单位来就是要北京户口,呆一两年就走了。当时不只是其他高校招进来的学生走,自己带出来的研究生也走。”他们的第一批研究生有10人,最后只留下2个。1990年4月,“长征三号”成功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揭开了发射外星的序幕。至此,中国运载火箭火速进入商业发射阶段。李占奎认为,“商业发射是潮流”,当时美国、欧洲一些卫星需要发射,中国运载火箭可靠性强,费用较低,因此,吸引了诸多用户。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美国议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无理指责中国通过发射卫星获取了美国的技术,最终禁止中国发射任何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余梦伦说,当时已经有了“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为了推进国际市场的需求,在现有火箭的基础上,专门设计了“长二捆”,正式命名为“长征二号E”。从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今“长征”共经历了176次发射,取得了168次成功。失败的8次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最后一次发射失败是在2011年8月18日,用“长征二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在“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陆续发射的同时,位于上海的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了“风暴一号”。它就是后来“长征四号”系列的基础型火箭,“长征四号”系列火箭主要用于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暴一号”第一次公开飞行在1975年7月26号。1981年9月,“风暴一号”成功将三枚一组的我国新型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了“一箭三星”技术的国家。消失的火箭而在荣耀背后,“长征”家族也曾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成员。“长征一号乙”、“长征一号丙”只是在研制过程中出现过,后来,两种型号相继放弃。“长征一号丁”是在“长征一号”一、二级的基础上,第三级采用更先进的固体燃料。不过,这个型号在成功进行了几次亚轨道发射任务后被取消。“‘长征一号丁’可以发射的‘长征二号’都可以发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型号重复,另一方面可以缩短战线,减少不必要的投入。”余梦伦解释。余梦伦告诉本刊,“长征二号”发射成功后,“长征二号甲”和“长征二号乙”的编号也曾在研发过程中使用过,最终没有定型。“‘长征二号甲’、‘长征二号乙’是在研制发射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时产生的两种火箭方案,它们都是以‘长征二号’一、二级为基础,增加一个第三级。‘长征二号甲’的第三级采用氢氧发动机,‘长征二号乙’的第三级采用常规发动机。经论证后确定采用‘长征二号甲’方案,即第三级采用氢氧发动机。型号立项后,正式定名为‘长征三号’。”“长征一号”系列至“长征四号”系列中的型号属第一代运载火箭。余梦伦介绍说:按照中国运载火箭发展设想,第二代长征运载火箭起飞重量达到1000吨左右,箭体直径将达到5米,低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0吨左右,飞月运载能力将达10吨左右。随着航天发展的需要,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也在研究中。这种正在研究中的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运载能力将达130吨左右,是现役运载火箭的6倍,箭体直径是现役火箭直径的2倍左右,以满足后续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等发射任务的需求。据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研制重型火箭是中国实施太空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实施大规模深空探测任务的基础,将大大提高中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自主进入空间能力,是保持空间优势核心能力的关键支柱。该项目在极大带动航天技术水平跃升的同时,还辐射带动国家基础工业、科学技术和民用产业的技术进步、能力升级。这类被一些人称为第三代运载火箭的重型运载火箭,预计起飞重量为3000至4000吨,箭体直径将达到8至10米,低轨道运载能力为50至130吨,飞月运载能力达到30至60吨。余梦伦解释,第二代运载火箭中的“长征五号”至“长征七号”主要是完成载人空间站建设和探月返回等任务。“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的研制,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正在加紧研制中,预计将于2014年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实现“长征六号”、“长征七号”的首飞。同时,新一代全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也在研制中。它可整体贮存、操作简单、发射成本低,发射准备时间短,这将大大提高快速进入空间的能力,满足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发射需求。用于载人航天的“长征二号F”是在“长征二号E”的基础上改造完成的。余梦伦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对运载火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运载能力要大,第二,可靠性要高,第三,要有逃逸系统。”“长征二号F”起飞重量480余吨,起飞推力达600多吨,是目前“长征”家族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火箭。第三代以重型运载火箭为代表,预计2040年前后可实现首飞。不过,余梦伦认为,这个目标有可能会提前完成。而第四代运载火箭,预期有可能实现低成本航天运输。“长征”,将开始自己新的征途。(原标题:“长征”成长记)

火箭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值得骄傲的内容之一。它自1949年以来就深为中国领导人所关切,是为“两弹一星”中的“一星”。

  • 名称:长征运载火箭
  • 制造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 发射日期:1996年2月14日
  • 发射地点:中国,西昌(长征2E、长征3号、长征3B);中国,酒泉(长征2C、长征2D、长征2F);中国,太原(长征4号);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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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风”到“长征”,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本刊记者借中国科技馆“火箭飞行原理”科普讲座的机会,专访了火箭导弹弹道专家、中科院院士余梦伦。

参数

  • 长度:54.8米
  • 中心直径:金沙4166官网登录,3.4米

76岁的余梦伦院士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即到航天部门从事火箭弹道研究,参与了自“东风一号”、“长征”至今中国大多数火箭、导弹的发射任务。

有效载荷

  • 近地轨道有效载荷11200千克地球静止转移轨道有效载荷5100千克

  “长征”系列火箭已经走向世界,享誉全球,在国际发射市场占有重要一席。截止2013年10月累计发射182次。

广为人知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梦伦班组”—专门从事弹道设计,每次发射都要进行天量的数据运算。

研制历程使用情况型号演变

余梦伦说,中国航天历经几十载起伏梦想不坠,新目标犹在前方。

研制历程

中国自1956年开始展开现代火箭的研制工作。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程火箭试飞成功之后,即着手研制多级火箭,向空间技术进军。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努力,1970年4月24日“长征1号”运载火箭诞生,首次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成功。中国航天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截至到2011年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155次发射,发射成功率在95%以上。1996年10月至2009年4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均获得圆满成功(连续成功75次)。从1990年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为国外和香港用户发射了44颗卫星。截至2012年11月底,长征火箭共进行过36次商业发射和7次搭载服务。

发射基地也曾没粮食

使用情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具有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静止轨道空间飞行器的能力,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为12000千克,地球同步转移轨道最大运载能力为5500千克,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可达6100千克。运载火箭的可靠性、经济性、入轨精度和适应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截至到2011年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155次发射,发射成功率在95%以上。1996年10月至2009年4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均获得圆满成功(连续成功75次)。从1990年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为国外和香港用户发射了44颗卫星。截至2012年11月底,长征火箭共进行过36次商业发射和7次搭载服务,早已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知名的高科技品牌。

《瞭望东方周刊》:火箭和导弹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科学、装备领域,也是保密度最高的事业之一,你能简要回顾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历程吗?

型号演变

  • 长征一号系列包括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一号丁运载火箭两个型号。它们都是三级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小型有效载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于1965年开始研制。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后还进行了长征一号乙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丙运载火箭的研制,但未投入生产。
  •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是中国的航天运载器的基础型号。在“长征1号”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长征二号”、“长征三号”和“长征四号”系列运载器。长征二号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运载火箭家族,拥有“长征二号”、“长征二号丙”、“长征二号丁”、“长征二号捆(E)”、“长征二号F”等型号,承担近地轨道发射任务。
  • “长征三号”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承担高轨道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目前有“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等型号。
  • “长征四号”最早可追溯到上海航天局的“风暴一号”火箭,目前,“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承担太阳同步轨道和极轨道的发射任务。目前有“长征四号甲”、“长征四号乙”、“长征四号丙”等型号。

余梦伦: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家贫困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起步,发展航天事业。当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发展航天事业,有一批献身于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这三股力量,使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航天事业,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发射“东风一号”的时候,国家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量,工作人员的伙食很好。火箭发射成功后,发射基地已经没有粮食了,吃的都是土豆。临上火车回京的时候,每人发了几个烧饼,带着路上吃。酒泉到北京要在兰州转车,在兰州下了火车找饭店,我们拿着粮票都很难买到东西,就是靠几个烧饼撑着回到北京的。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我们感触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然顶住压力,坚持搞航天事业。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认可。当时营造出一种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有过“航天无用论”。当时航天部门工资低、待遇不好,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单位有一些同志离开了航天部门,在北京展览馆摆摊招人,没多少人报名。

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航天事业支撑,国防力量的壮大也需要航天,航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被重视。

亲历火箭发射失败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航天事业一直以一个又一个成功展示给世人,能讲讲你所经历的失败吗?

余梦伦: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目前长征火箭共经历了174次发射,取得了166次成功。失败的这8次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其中70年代失败1次、80年代失败1次,90年代失败5次,还有一次是2009年8月3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时由“长征三号B”发射一颗美国通信卫星。卫星发射前三天,为了解决火箭发射操作上的一些问题,我到发射基地去帮忙。临近发射时,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不过仍在监控中心。

我过去都是在控制大厅里,很少到外面看过,这次想出去看看火箭飞行的实况。这时发射阵地打来电话说,“老余,你既然来了就坚持到底吧,别离开,还是和发射队伍在一起吧。”本来我打算去的地方,就是后来火箭落下来爆炸的地点。

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第一次发射失败时我也在现场。那次火箭飞得很高,抬头往上看,就像从头上掉下来。发射基地的同志说“趴下!”我们全都趴在了地上。火箭落下来砸在远处。

再早一些的发射也经历过失败。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64年在酒泉基地发射火箭,发动机出了问题,飞了几十米就熄火掉了下来。

我们当时都在有几米厚的水泥墙的地下控制间里。火箭点火发射正常,大家开始从控制间往外走。我走在后面,忽然前面的人都往回走,说“不好!”大家赶紧把铁门关上,谁都不说话了,你看我、我看你。后来“轰”的一声,火箭在控制间上方爆炸了,控制间被震得烟雾腾腾。

毕竟是自己亲手造出来的,当时就有人心疼得掉了眼泪。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发射失败,对航天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余梦伦: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总结原因。特别是1974年那次,我们通过技术改进,在以后的火箭上把系统的“单点单线”改进成“双点双线”,即便坏了一路,还有备份。我们每失败一次,就前进一步,从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有今天中国航天的成就。

中国的火箭事业有着悠久历史。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余梦伦班组”有50多年历史,现在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是这个班组的第五任组长。

班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方俊奎,比他高一级的是钱三强、王大衍等人,更高一级的有钱伟长。新中国成立之前方俊奎也曾在美国学习,和钱学森一样,同是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方俊奎1912年出生于江西农村,在清华品学兼优,受到吴有训、叶企孙等著名教授的青睐。他毕业后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作。1949年3月,方俊奎辞去了上海物资供应局的工作,静待解放。后来参加解放军,正式进入军械部工作。

1957年,方俊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总设计师室任工程师,从事导弹弹道研究设计工作。他当时所在的工作团队,就是我们现在班组的前身。

1964年,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后,他主动提出到边疆去。他说,靶场的弹道也很重要,搞设计的要到靶场去做实验。于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甘肃省酒泉。

当时条件很艰苦,作为老科学家,他的边疆补助是工资的一倍。但方老把补助的钱都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文革”时方俊奎被下放,他并没有灰心,还利用业余时间教年轻科技人员学习英语。

1992年方老80岁时在成都去世。由于他去世比较早,工作单位又发生了变动,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航天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他的记录。

有限度的国际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众所周知,中国早期的火箭事业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到现在我们的国际合作情况怎样?

余梦伦:1960年我刚刚到航天部门参加工作,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听老同志说,他们所谓的专家,有的学术上功力深厚,有的只是普通的中专技术人员。

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把很完整的资料留给我们,连火箭燃料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是靠自己不断摸索成功的。

而美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企图压制我们,没有合作。1993年美俄带头,包括印度、日本等16国参与研制的国际空间站,也没让中国参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或学习机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才真正和美国人开始接触。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发射美国的卫星。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航天运载火箭开始进入美国卫星发射市场。美国人开始不相信中国的技术。最后,我们火箭技术的可靠性和价格优势吸引了美国的目光。1990年我们去美国进行技术协调,会场上都有美国国防部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监督会谈中有没有涉及技术机密,他们有权随时中断会议。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在美方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通过国际竞标,和法国、俄罗斯等国激烈竞争,1990年4月,我们用“长征三号”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
通信卫星,开始了与美国长达近十年的发射合作。其间我们的科研人员也不断地去美国进行卫星发射前的技术协调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一些政客无中生有,说中国通过发射卫星窃取了美国的技术。结果,美国不允许中国发射任何国家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

事实上,发射美国卫星的时候,美国来的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一负责保卫,三分之一是管理人员,还有三分之一是技术操作人员。他们进行卫星测试不允许中国人观看,所有环节都是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其实,美国公开的杂志上倒是可以看到不少火箭、卫星方面的资料。

当然,发射美国卫星,他们对轨道精度、可靠性等问题提出很多技术要求,促使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地思考问题,促使我们攻克了相关的技术,客观上也促进了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

1989年上半年,中国宇航学会邀请苏联专家、“联盟号”飞船总师米申院士来中国访问,见到了曾经的学生、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王永志。通过师生关系,两国开始了访问和交流。2011年11月,俄罗斯还帮中国发射火星探测卫星“萤火一号”,不过发射失败了。

中国是开放的,愿意和外国合作,向他们学习,只是有些国家还有顾忌。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和美、俄在航天技术上的差距有多大?

余梦伦:我认为,基础的航天关键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只是发展航天的投入还有限。

我们的航天事业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度发展。当航天发展不够,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时,就要加大发展航天事业。现在中国航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航天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发动机、控制、制造、结构材料等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发射成功率来说,我们已经是世界前列。不过,我们的薄弱环节是科研队伍规模不够强大,创新方面还需要努力。人才是基础,创新是关键。目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航天大国,还需要继续努力发展成航天强国。

我们计划2020年建立载人空间站,美俄都已经搞了很多年,美国载人登月是上世纪70年代,再次计划登月将在20年以后。

中国仍在研究航天飞机

《瞭望东方周刊》:谈到火箭,人们很关注中国的导弹能力,能否谈谈这方面情况?

余梦伦:我们历来重视发动机技术,过去叫“动力先行”,这个原则在航天领域根深蒂固。中国航天的发动机做得比较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导弹要求更高一些,要有较大的机动性,火箭推力要更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必要加强国防,发展弹道导弹。现在国家能有这样的地位,维护主权这么坚决,和经济力量、国防力量都有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2013年就要竣工,它的投入使用将对我国的航天事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余梦伦:最初论证时有三个方案:三亚方案、文昌方案、广东阳江方案。从地理位置上讲,海南纬度较低,有利于地球同地卫星的发射,降低发射成本和飞行难度。另外,火箭发射经过的区域为海洋,更安全。此外,海南地方政府极力支持在文昌建设发射基地,配合规划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

不利因素是,沿海有海盐空气的侵蚀,且海边多雨和台风。不过综合考虑,在海南建航天发射场利大于弊。

《瞭望东方周刊》:新一代运载火箭、航天飞机研究等情况如何?

余梦伦:航天飞机实质是为了降低发射成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我们也叫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按美国的原译应该叫空间往返运载器。中国也在做研究,不过还属于探索性研究。

2012年11月,我国新一代小型液体运载火箭试车成功。现在的“长征一号”至“长征四号”属于第一代运载火箭,发动机性能尚不能满足进一步开发太空资源的需求。下一步要研发的新一代运载火箭使用液氧煤油推进剂,运载能力将大大提高,属高性能运载火箭。

现在,“无人月球探测”计划,即“嫦娥探月工程”正在按计划进行,2013年“嫦娥三号”将要发射。同时,航天科学家们将进一步研究更大规模的空间探索活动,为人类探索宇宙作出中国航天人的应有贡献。
来源:中国航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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