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处方”:能否成为G20转折点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内,国际关系的内容发生很多变化。以往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政治斗争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切实关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迅速在全球扩散与流动。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得益于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也开始面临诸多治理难题,例如增长乏力、缺乏金融监管协调、货币治理失衡、贸易争端频发等等。这些问题事关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治理这些问题绝非一国之力所能及。如此,便产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

7月7日至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塑造联动世界”,传承了上届杭州峰会“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精神。

第11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正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召开,本次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旨在围绕“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进行协商讨论,达成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共识。此次峰会之所以备受海内外关注,是因为由新兴国家担任轮值主席国,在G20历次峰会中并不多见。国内诸多媒体更是冠以“转折点”“里程碑”等词句来形容此次杭州峰会。那么杭州能否成为G20峰会的转折点?最关键的恐怕不是会议是由谁来主持,东道国热情与否,而在于杭州峰会能否突破传统G20框架的约束,在解决全球增长缓慢等重大问题上创新合作治理模式。

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备受诟病。它并未充分关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没有考虑到它们对全球经济治理在议程设置上的诉求。因此,亟需在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改革不是推倒重来或是另起炉灶,而是根据治理全球性经济问题的现实需要,考虑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呼声,对治理机制和制度进行创新和完善,从而推动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及合理化。

冷战后旧有的国际格局发生剧变,但新的国际格局并未生成。在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全球经济治理日益失衡,金融危机此伏彼起,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G20这一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它的代表性在于:虽然只有20个成员国,但其经济总量、国际贸易和人口数量分别占全球的90%、80%和66%,足以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正因如此,G20每年召开的峰会以及探讨的话题就格外引人注目。

多国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协商应对世界经济金融、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寻求国际间的合作与解决方案。上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由法国倡议,与美国、英国、日本、西德、意大利6国首脑聚集一堂探讨如何解决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问题,是为G7的由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为防止市场经济陷入混乱,担忧苏联核技术流出,俄罗斯应邀加盟而形成G8。纵观G7、G8各次峰会的议题,包括了从石油危机的冲击与世界经济复苏、地球温暖化、打击恐怖主义到能源危机等诸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新兴国家快速成长,G7、G8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持续下降,这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呈露出端倪。特别是面对2008年的雷曼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极大打击,G7、G8虽然增加了峰会的频次,也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但由于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以及成员之间的分歧,效果并不明显。以此为契机,中国等新兴国家加盟峰会,共商全球治理大计,但回顾G20过去的10次峰会,在处理全球经济复兴,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中,还是没有开出良方,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贡献者,活跃在全球治理的诸多平台上,积极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世界和平稳定、世界秩序公平贡献中国智慧。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合作的理念源于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他说“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从加入G20开始,就致力于推动G20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大核心平台。然而,G20成员构成复杂,既包括西方七国集团和欧盟这样的发达国家集团,也包括金砖五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包括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的差异,决定了各方利益诉求的不一致甚至是立场对立。

正如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一样,成员数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也会增大。昔日的G7成员国作为利益共同体,相互协商和合作比较容易。然而,由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同,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开始分化,G7成员国之间渐渐走向分歧。2014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G20财务大臣?央行总裁会议中,在针对金融缓和的议题上,美日欧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打破了以往协调的框架,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毋须讳言,G20成员数量更多,成员之间的发展阶段、制度背景差异更大,要想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更加困难。虽然从第一次到第十次峰会,无一例外都在讨论经济复苏、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重大议题,但却逐渐陷入形式化,究其原因是没有形成新的相互包容的体制和机制,而沦落为定期举办的“首脑派对”,喧哗之后依然是一地鸡毛。

2016年,中国将会对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怎样的贡献和提供怎样的中国智慧呢?悉数起来,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元月正式开业、“十三五”规划畅谈全球经济治理与开放型经济、杭州G20峰会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等。

中国对参与G20峰会十分重视。因为我们深知,要想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话语权,就必须依托G20这个更大的平台,联合金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改变旧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将G20逐步打造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的多边合作大舞台。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十分重视参与G20峰会,发挥担纲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中国自参加G20峰会以来,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表现可谓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急于表现存在感到逐渐走向更加积极推动国际规则制定,并站到了创新全球治理模式的前沿。2009年,中国首次参加G20峰会,尚处于配合和学习的辅助地位,为应对金融危机曾用4兆元大手笔协助救市,一时也博得了世界的喝彩。但遗憾的是,由于制度改革滞后和创新不足,没有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没有形成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各个国家的政策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中国自身更是在全球需求萎缩的大环境下,大量资金通过国有企业流向房地产市场而形成泡沫,金属、建材、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可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深深的遗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2013年由中国提出建立倡议,包括来自亚、欧、非、美和大洋洲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协议。作为全球金融治理制度创新的亚投行在2016年1月正式开业,首批项目涵盖电力、交通、供水等三大领域。作为全球多边开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进一步完善原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

自2009年9月G20美国匹兹堡峰会以来,中国领导人加大对G20议题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旨在团结大多数成员国来表达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观,谋求自身的正当权益。从G20匹兹堡峰会到首尔峰会,从戛纳峰会到圣彼得堡峰会,从杭州峰会到汉堡峰会,中国领导人始终秉持“铁肩担道义”的理念,积极倡导并引领G20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形成重大共识,走向务实合作。

时至今日,在历经十次参与G20的磨练,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模式的摸索后,面对眼下世界经济结构扭曲、增长动力不足、成长空间有限、贸易投资停滞、金融投机风险加大等重大问题,中国在杭州首次以东道主的身份设定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杭州峰会主题,充分显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换和成熟。在四大议题中“创新增长方式”可以解读为是全球治理的目标设定,“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具体施策和手段,而“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则是实现上述目标和完善措施的制度保障。

2016年,中国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宏观经济协调、促进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9月出席圣彼得堡峰会以来,已经连续5年参加G20峰会。依托这个多边合作大舞台,他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政府的改革观点和合理化主张,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普遍赞誉。概括起来,习主席对全球经济治理和改革的主张如下:1、在G20框架下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2、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3、关注发展议题,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4、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5、推动创新和新工业革命,制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和行动计划。6、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方向发展;7、推动共同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显然,杭州的能否成为G20的转折点,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制度创新。与峰会议题所涉及的“贸易、投资、联动、包容”相关联的科学背景关键词是“价值链分工”,如果能够实质性地推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融合发展的制度化建设,化解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同时在具体议题上从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入手,推动实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对话机制,直面超低利率时代金融市场的巨大流动性,加强国际间金融协作和监管,规避投机风险,防止避税行为和反洗钱等方面开出“杭州处方笺”,那么毫无疑问,G20杭州峰会一定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及其规则制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从更大的视野俯瞰全球,会发现虽然G20成员国覆盖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但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国家仍处于缺位状态。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将肩负更重要的责任。如果从促进基础建设投资,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等角度,借助峰会平台探讨包容联动式发展的模式,不仅对于“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也可真正为G20注入新的活力,为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做出重大贡献。

2016年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博弈环境极其复杂。美国加速TPP的扩容与TTIP谈判的推进,试图主导新一轮的贸易规则制定,具有排他性的贸易规则,不利于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APEC执行理事博拉尔德表示,在2016年APEC将敲定拟议的亚太区自由贸易区。以自贸区建设为突破点,从RCEP、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出发,我们也看到了远期内最终推进亚太自贸区达成的希望。健康和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应该囊括大家之言,共同为亚太乃至全球制定规则。

从习近平主席这些治国理政的观点和主张来看,核心是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倡导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关注全球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近年来G20峰会的议题更多的涵盖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比如,G20戛纳峰会通过的《增长与就业行动计划》,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主张,并且预示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G20避免了成为多边合作的空谈馆,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袁堂军

G20是新世纪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之一。2016年9月,中国作为G20峰会主席国将在杭州举办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第11次领导人峰会。此次会议涵盖的内容有:创新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增加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发挥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注重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消除贫困等。统观峰会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峰会内容体现出全面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应对方案的努力,议题也显示出峰会关注从短期到长中期经济问题的过渡;另一方面,发展议题的加入,体现了中国参与G20议题设置对发展中国家现实问题与需要的关注。随着峰会时间越来越近,我们翘首等待中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哪些新思维、新动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哪些中国策。

在新旧交替时期G20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受制于不少变数影响,要即刻发挥其全球治理的主要作用是不现实的。就目前而言,这些变数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执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与欧盟的斗争激烈;美欧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张相左;欧洲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治势力日益猖獗,等等。本届G20峰会未能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达成共识,G20内部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张也并不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担纲全球经济治理任重而道远,而中国政府发挥的引领作用值得我们点赞。

相关文章